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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位抽屉最深处压着张泛黄的打印纸,纸边磨得起卷,是2003年第一单的文化墙打样——那时还没敢说“我们是家公司”,三个人挤在十平米的小间里,一台老打印机连色都偏得厉害。
第一单是本地一家小工厂的活,老板攥着皱巴巴的预算,说“就想让车间里的小伙子们看见踏实”。我们攒了三天的手绘稿,最后定的方案是把车间老机床的轮廓嵌进标语里,熬到后半夜时,师傅的白衬衫上沾了半袖的墨渍,完工那天老板塞了两盒本地的点心,说“这是我家娃爱吃的”。
后来活慢慢多了,才敢说“做文化墙要抠细节”——不是抠尺寸的毫厘,是抠工人贴的时候会不会硌手,是抠字的弧度会不会让远处的人看错,是抠阳光照下来会不会有反光晃眼。有次为了让标语的弧度贴合墙面,师傅蹲在地上量了八次墙面的曲率,最后连下班的公交都赶不上。
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,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堆着半人高的文化墙参考样本,有的是老客户的旧稿,有的是从各地拍来的街角墙绘,没人说“这个差不多就行”,总有人盯着样本的边角磨上半小时。
设计定稿后,我们不自己开工厂,而是走代采流程,每一批制作的物料都要过三遍检测,客户确认样稿后才启动,货到付款的规矩从那时候就没改,就怕砸了做文化墙的初心。
算下来,我们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,从本地的小作坊到跨区域的大机构,大小活都一个标准,哪怕是几平米的小角落,也得抠到每一个字的间距。
上周三的凌晨两点,工作室的灯还亮着,年轻的设计师趴在桌上改文化墙的排版,电脑屏幕上是刚调了第三十七次的字距,窗外的街灯照进来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——他说“就想让客户拿到手的时候,能一眼看见我们的用心”。
其实我们没什么大道理,就是觉得做文化墙这行,慢一点、认真一点,总不会错,还在好好做。